来自西方的传教士给古代中国带来了什么呢？

1. 来自西方的传教士给古代中国带来了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评价近代以来来自西方的传教士究竟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什么的时候，无疑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好的影响，一方面是坏的影响，而好与坏无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个人想法。一方面来说，一部分的传教士的到来确实为中国带来了一些文化以及思想上的浪潮，激发了中国人民对于外在世界的看法，而另一方面，一些成教授带来却为中国带来了文化上的侵略，以及思想上的侵略。首先一些传教士的到来，其实他们虽然说为中国带来了外来文化，但是一些传教士却通过这些文化，进行文化方面的侵略。甚至有些传教士他们不仅带来了文化上的侵略，甚至还带来了在毒品上对于一个国家的查毒。早期在英国以及法国的一些传教士，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来到中国以后，没有向中国宣传先进的思想文化，而是选择进行鸦片上的贸易，以此来通过鸦片去荼毒中国普通民众，为当时的中华带来了非常惨痛的伤害。当然除了这一部分传教士以外，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也有好的存在。一些传教士的到来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思想教育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在医疗卫生以及正确的医疗观念上为中国带了很多先进的思想。并且这一部分传教士对于中国人民的救助以及普通人民的帮助也是非常多的。同时他们所带来了先进文化以及科学思想，为中国起到了一定启蒙的作用。虽然说任何事情都是好坏并存，但是一些传教士的行径却为一些地区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马克思早年在评价传教士这一行为的时候，曾经非常严厉的批评过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2.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传教的实质是什么？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
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

扩展资料：

欧洲传教士为了打开传教之路，很注意用欧洲也存在高度发达的文明的事实打击中国人的中国中心的文化观。他们的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介绍世界地理和域外文明，都服从于这一目的。
在明代，欧洲传教士向中国输入宗教和科学，传播科学并不比宗教少，因为中国人需要科学知识，只谈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信。清代康熙前期也有传教士，但是他们很少谈科学（除一些天文历法），这是因为汉人不敢接近西洋人，传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到满族统治者的压迫，不能像明末那样顺利发展。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传教士
参考资料来源：知网-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3. 明清时期的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都干了什么事情？

引言：明末清初时期，西方传教士作为最主要的传播媒介，率先拉开了历史上“西学东渐”的序幕。
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文化输入的起始时间在达·伽马（Vasco da Gama）开辟连接东西方的新航线之前，由于二者相距遥远，不仅有着高山、戈壁以及大海此类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又有强大一时的奥斯曼帝国阻隔了两地的陆路交通，因此这一时期的西方人对于中国及中国人的了解基本局限于马可·波罗所作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然而，随着十五世纪末期（1498年）直航亚欧的新航路被开辟，西方人的潜意识里从此对世界地理有了一个较为全新的认识，而与此同时为了探索东方文明古国的奥秘以及追求经济上的刺激，大批的探险家和商人们不惜远涉重洋叩响中国那尊古老而又厚重的大门。当然，在这其中也包含了那些虔诚的传教士们。



史乘记载，最先来华的传教士是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S·Francis Xavierius）。作为首批传教士中的一员，方济各·沙勿略怀揣着教会赋予的使命来到位于东方的印度、日本等地传教，然而转辗来到距离广州30余里的上川岛，最终不幸病死于此。
或许冥冥之中真就存在着某种难以剖解的定律，就在方济各·沙勿略去世的同一年，一位意大利籍的婴儿降临人世，他便是后来在清朝初期科学及天文学等前沿领域叱咤一时的利玛窦（Matteo Ricci）先生。
传教士：“宝剑”与“学术”之间的抉择继方济各·沙勿略来华传教失败后，又有一批西方传教士启程并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如巴莱多（Melchior Nunez Barreto）、培莱恩（Franciscus Perez）以及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i）等人。遗憾的是，尽管这些人的运气比方济各·沙勿略略好一点（没落得个客死异国他乡的下场），但终究还是没能逃脱被统治者拒之门外的宿命。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应该清楚，明末清初时期的东南沿海地区由于正处于对外禁海阶段，导致在此期间对西方文化的输入有着一定的阻滞作用。而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拥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以及璀璨文明的古国，长时间的自信致使其在外来文化的冲击面前多少存在点蔑视心里，故而产生对西方文化发自内心的本能抵御，这一阻滞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要远大于禁海政策的。



但也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对“十字架”抱以不认同和不接受的态度仅是阻碍传教士传教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则是在中央集权机制下的封建王朝，如若未得到上层统治者的应允，在很大程度上是很难将传教工作进行下去的，甚至传教士们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相关保障。因此，这一时期也曾有不少人提出过对中国的劝化工作诉诸于武力，如相关资料记载：
倘中国皇帝过于执拗，故意禁阻传教工作，尽可借军队之力，取消其治国权。
与“武力传教”相反的主张是“学术传教”，这也是方济各·沙勿略多年在东方传教工作的经验总结。所谓“学术传教”，说白了便是先要让中国人对西方和西方文化产生发自内心的好感和渴望，再围绕着这些好感和渴望展开下一步的传教工作。资料记载：“传教必是获华人之尊敬，最善之语，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人心即附，信仰必定随之”指的便是这个意思。
也或许这些主张“学术传教”的传教士们看清了当时以“华夷秩序”为主导的东方局势，他们心里十分明白，中国是一个能够转移远东局势的国家，若能以某种恰当的方法将中国劝化，其它周围邻国也必定受中国的影响，自动接受劝化，而简单直接的“武力”断然不会是一种恰当的方式。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欧洲教会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处境，即：究竟是哪以“武力”还是以“学术”作为入华传教的基本策略。
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16世纪，在“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宝剑”和“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学术”之间，欧洲教会必须要做出最后的抉择。
最终，他们在二者之间选择了后者，决定用科学知识作为来华传教的手段。
身份：由“西僧”到“西儒”的转变事实上，来华的传教士们最早是以“西僧”自称的。
由于当时中国的地方官员（传教士最早接触的是地方官员）并不清楚传教士与和尚之间的区别，因此将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们一度视为中国的和尚，并赠与其僧服。而作为无任何来华经验的传教士们因对彼时中国文化的了解十分匮乏，以至于误认为以僧人的身份可以快速适应中国的环境，并得到当地人们的尊敬，从而能够相对轻易地开展劝化工作。因此，这一时期来华的传教士们多以“西僧”自称。



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僧人”的身份似乎并不会引起上层统治者对他们产生由衷的敬意，反而那些通过传统的科举考试进入国家统治机构且身穿儒服的士大夫们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更容易受到人们尊敬，也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殊权益。基于如此，为了尽快融入中国社会，他们的身份开始由僧人逐渐过渡为通晓儒学的士大夫。因而，这一时期的传教士们又以“西儒”自称。
当然，想要在中国这一复杂的环境下完成“西僧”至“西儒”身份的转变，传教士们还有一段路要走。为了以最快的速度走完这一段路，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符合中国本土士大夫气质和特色的措施，如穿着儒服、研究儒学、尊崇孔子等等。
事实证明，这些传教士们最终顺利地完成了由“西僧”到“西儒”身份的转变。
“学术传教”：结交上层统治者的“垫脚石”通过学习和研究儒家文化等应中国社会背景需要的方式开展传教工作的同时，这些传教士们还采取了积极的“吸引”策略，即以西方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人文思想去吸引当时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以便增强这一时期的人们对西方国家及其文化的认知，从而进一步展开传教工作。


利玛窦编制的《舆地山海全图》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传教士们也逐渐发现相较于纯粹的宗教理论，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中国更加受到人们的青睐，如天学、数学、地理学及火器制造等方面。众所周知，彼时的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虽有所发展，但祖宗留下来的“四大发明”显然已不足以满足这一时期国家的各方面需求，因此，当这些西方传来的“高科技”被传教士们一一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时，充满需求的眼光便会慕名而来，而在此期间向人们的脑海中输入“十字架”的思想也就再适合不过了。在这里边除了包含普通的士大夫阶层外，还有那些渴望得到火器制造技术及天学研究技术的统治者们。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清朝初期的一场“历法之争”，让汤若望一举成为清代钦天监举足轻重的人物。
结交上层统治者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便是这些传教士们在华开展传教工作的第一步的成功，此举不仅奠定了“十字架”在中国日后的地位，同时也间接印证了当初以方济各·沙勿略等人为首主张“学术传教”策略的成功。



结语：时至境迁，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明末清初时期西方传教士们打着“学术”的幌子来华传教，但从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国科技进步的角度上来看，它所带来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当中所讲的那样：
在文化交流史上没有一件和17世纪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化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传教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相互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是永垂不朽。
然而，令人真正遗憾的是，这些由传教士不远万里传来的西学知识并没有完全引起清朝统治者的重视，甚至一度被当作为刺激封建统治秩序的“奇技淫巧”。

4. 西方传教士对中西文化做了哪些贡献？

正是在明末清初这段时间，伴随着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相对自由的活动，西学即欧洲的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一次活跃与高潮。
在天文学方面，欧洲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后，不仅翻译、介绍了许多西方天文历算方面的书籍，而且引进、制造了一批天文仪器，如地球仪、天体仪、望远镜，等等。如汤若望在明末、清初先后编成《崇祯历书》和《时宪历》。后者就是一直沿用到今天的阴历。还编著了《古今交食考》《测食说》《恒星出没》《浑天仪说》等天文著作。比利时籍的传教士在清朝供职期间，更主持设计制造了6件大型铜制天文仪器，有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本经仪、象限仪和纪限仪，安置在北京观象台。并由南怀仁绘图陈述，收入了《灵台仪象志》。在介绍欧洲先进的天文学说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另一位传教士，是法国的蒋友仁。1761年，蒋友仁将手绘的《坤舆全图》进呈乾隆皇帝。此图附有说明，介绍了伽利略和哥白尼的地动说及行星运动说，指出哥白尼学说“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蒋友仁的《坤舆图说稿》手抄本，经中国著名学者何国宗、钱大昕润色，刻印流传，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德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是关于平面几何学的系统性著作。由此传入中国一种崭新的逻辑推理方法，也大大丰富了中国几何学的内容与表述方式。原书15卷，当时只译出了前六卷，刻于1607年。利玛窦同李之藻合译的另一部数学著作《同文算指》，是我国最早介绍欧洲笔算的著作。在这部书中，从加减乘除到开方，中国和西方的算术第一次融会在一起。由于简便易行，经过后来的改进，得到了普遍的推广。1634年编成的《崇祯历书》中，也介绍了大量的西方数学方法，将西方平面三角学、球形三角学传入中国。汤若望也编写了《几何要法》和《新法算术》等数学著作。在17世纪的中国，计算工具共有4种：珠算、笔算、筹算、尺算，后三种都是从西方传来的。
当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时候，正值明朝末年。国力逐渐衰微的明帝国，面对关外崛起的满族(1636年建国号大清)，自然地对西方先进的火器极感兴趣。葡萄牙人最早将西洋火炮从澳门带到北京，当时人称“红衣大炮”。因为葡萄牙被称为“佛郎机”，所以又称“佛郎机炮”。这些“佛郎机炮”在对满族军队作战中发挥了威力，被封为“红衣大将军”。汤若望来华后，也奉命铸造火炮。在皇宫旁特地设立了一个铸炮厂，两年时间就铸造了20门大炮。最大的可容40磅的炮弹。汤若望还口授了《火攻絮要》，就是专门传授火炮的图样、制作和应用的著作。清朝早在立国之前，就十分重视西洋火器。他们的“红衣大炮”，也被封为“大将军”，随部队行军作战。清朝初年，为了平定“三藩之乱”、防备台湾郑成功武装力量的需要，仍然重视西洋火器的制造。南怀仁就曾奉命督造神威大炮，著有《神威图况》。
当大清帝国的统治逐渐巩固之后，统治者的兴趣与注意力逐渐转向传教士们带来的欧洲新鲜奇巧的工艺品，如自动机器和钟表，等等。康熙时在清官服务的法国传教士陆伯嘉，专造钟表与物理器械；另一位法国传教士杨自新，曾献给乾隆皇帝一只自行狮，能走百步，发条藏在狮子腹内；后来又制造一狮一虎，能行三四十步。传教士汪达洪制造的两个机器人，能手捧花瓶行走。他还改造过一个英国奉献的机器人，使他能书写满蒙文字。
同天文、数学一道传入中国的，是西方的地理学。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地球的全貌，使中国人大大开阔了视野。利玛窦编绘的世界地图，后来曾多次改进刻印，有多种刻印本。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写的《职方外纪》一书，有世界地图在前，介绍文字在后，是第一部对中国全面介绍近代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意大利人卫匡国著有《中国新地图集》，被欧洲人称为“中国地理学之父”。康熙时期，委托传教士雷思孝、白晋、杜德美等人对全国进行普遍性测绘。测绘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当时测量工具简陋，只能以绳测量。随时随地观察天体，用三角法测量，以规定经纬度。经过10年努力，终于完成了《皇舆全览图》。它是当时世界上西什库天主教堂工程最大、制图最精确的地图。这幅中国地图，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更准确。后来，在乾隆年间，传教士宋君荣、蒋友仁等在中国学者的合作下绘制成一幅亚洲地图，称为《乾隆内府铜版地图》，或者《乾隆十三排地图》。
欧洲传教士还把西方生物学、医学知识传入中国。为了求得自己的进身之阶，欧洲传教士们还常常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与技能为皇室和王公大臣看病。如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等人，就曾用金鸡纳霜(即奎宁)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外科医生罗德先还为康熙皇帝治好了心悸症和上唇瘤；安泰不仅随皇帝巡游，成为侍从御医，而且平常为教友看病，往往门庭若市。传教士白晋和巴多明还将一部法国医学著作、根据血液循环及最新发明编写的《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并附有满文说明的插图。
传教士们还把欧洲的建筑技术与风格带到中国来。他们在各地修建欧洲风格的教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年间开始修建的我国著名的皇家苑林——圆明园，就有欧洲式的建筑。圆明园的附园——长春园的一部分，是仿法国宫殿风格设计建造的。这一工程，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奉乾隆皇帝之命主持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协助郎世宁设计的西洋楼建筑群，中西合璧，规模宏大。蒋友仁擅长设计和工程机械的技能，特别肩负着设计“水法”(即喷水池)的任务。他设计的喷泉式水钟，用十二生肖代表十二个时辰，会轮流按时喷水。在西洋楼远瀛观南端的观水法，是乾隆观看喷水景色的地方，现在还能看到当年放置宝座的台基和石雕屏风，以及欧式的门。建成之后，大受乾隆皇帝的赞赏。
郎世宁不仅在西洋楼建筑群的设计和修建中对西方建筑术的传入中国有着重要贡献，而且还将西方绘画艺术带到中国来。这位意大利传教士，是一位杰出的画家。早在来华之前，已颇有成就。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就完成了热那亚一座修道院的壁画，显示了成熟的技艺。郎世宁把文艺复兴以来先进的欧洲艺术成就带到中国。他随身带来一批西方艺术典籍，来华后据此编写教材，传授艺徒。据说他曾同一位中国官员合作，编写了一本教授绘画技艺的书。郎世宁到中国，大受清朝统治者的喜爱，成为一名宫廷画家。在清廷长期工作期间，他将西方透视、光暗表现等科学技法传授给中国画家。郎世宁在中国的绘画艺术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善于融会贯通，以西法作中国画。在西方精于写实、透视的基础上，郎世宁吸收了中国的传统画法，不仅花鸟造型富于生气，各种马姿尤为精彩，人物风度服饰也相当中国化，但面部则用西方立体光暗表现。例如，郎世宁一生的力作之一《马术图》，高2.23米，阔4.26米，已突破中国卷轴的范围，实际上是西方巨幅油画的形式，但笔法全是中式。这幅巨作描绘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首领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实况，以阿睦尔撒纳等11位被接见的蒙古首领居中，乾隆骑马位于右侧，文武大臣簇拥于后，左面则绘以表演马术的骑兵。这幅画的构图也和中国传统的“天子居中”的宫廷接见图完全不同，是以侧面展开，由右至左，实际上是运用了文艺复兴以来常见的表现圣母和圣婴耶稣接受东方贤者礼拜的构图形式。此外，郎世宁还经常与清朝的中国宫廷画家合作，如《乾隆雪景行乐图》，就是他与唐岱、陈枚等人合作而成。图中树木坡石皆用中式画法，而人物头像则用西式画法，建筑则运用透视法，整幅画构图气魄浑宏，用笔工整，着色尤为华丽，是一幅宫廷画佳作。

5. 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哪些影响？

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态度来评价历史上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我们一方面不应该否认历史上到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当中的确有个别人犯下过跟传教士身份不符的一些劣行，伤害了中国人民，羞辱了上帝之名；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西方传教士当中也有很多是热爱中国的基督徒，他们单纯为了传扬福音而来，同时为中国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对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6. 如何看待当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作为

一、传教士搜集情报，有助他们母国的侵略行动。

二、传教士参与随军活动。

三、传教士参与订立不平等条约。

四、传教士进行文化侵略。

五、传教士常常诉诸母国领事，以政治势力维护传教活动。


请采纳

7. 外国传教士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有哪些？

摘要: 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了传播福音而创办教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的发展状况如何？它们对于中国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又具有哪些客观功能？文章就从开创留学先河、对于印刷、翻译及高等教育等方面的影响试作具体的分析。
从19世纪初期开始，西方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福音，为了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他们在做出了种种尝试后，终于找到了兴办学校这一传教的最好途径。传教士们并未完全达到他们的目的，但这些教会学校的创立，却在客观上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教会学校的发展概况 
中国早期的教会学校都是由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最早的有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于1818年创办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1818～1856年）和为纪念马礼逊对促进中国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而于1836创办的马礼逊学院（1836～1850年）。
教会学校的创办目的不外有二：一是“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即通过中国与西方国家语言上的相互学习，从而最终达到中西文化交流之目的；二是“传播基督教要理”，促进基督教思想及东亚文明的和平传播，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
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就语言来说分为英文和中文两种课程。英文科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数学、作文等；中文则有《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等科目。就其教学内容划分一般说来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课程。如《圣经》、《新约》、《旧约》等宗教教义的宣讲；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目的是为了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满足中国当时科举考试的需要，使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以及地方官绅“对话”；三是有关现代西方科学知识的课程，如数学、天文、地理、几何、机械、伦理等。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当时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启蒙作用。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礼拜等。这些课程的设置根据学生选择的课程及时间的安排而定。英文科由外国人担任，中文科则由华人教师担任。教会学校不仅看重科学、语文知识的传授，而且也着重于学生道德灵性的修养，期望通过学校教育为国家、为社会培养身心健康的有用人才。就生源来说，不分年龄、性别，面对海内外招生；必要时，学生还可获得免费宿膳、衣服、书籍、学费等资助。
但通过创立教会学校传教并非传教士一开始传教就采取的途径，而是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传教碰壁”之后才最终认识到创办教会学校这一有效途径的。创立学校传教的优势主要有二：一是使传教活动有了固定的地点，传教士免受漂泊流浪之苦；二是教会学校的创立使福音传播有了固定的受众，提高了福音传播的效能。因此，教会学校成了传教士传教理所当然的选择。但1818年～1875年的五十七年间，教会学校的发展并不很快。一是主要因为教会学校创办初期状况不佳，人们对教会学校的未来持观望、怀疑的态度；二是当时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量不大，人们对教会学校毕业生的前途感到渺茫。以英华书院为例，可见其发展的艰难。
1875年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对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的需求激增，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新式教育机构，教会学校才有了飞跃式的发展。至1875年止，在中国境内的基督教学校约有350所，学生约6000人。到1887年,教会学校中学生已经超过1万名。到1899年, 教会学校已发展到1776所，有学生3万多人。到1900年,几乎每个传教中心都有一所小学。1918年，全中国共有教会学校一万三千多所，学生超过三十五万人。这些早期的基督教学校多属小学程度，其中已有许多中学，大学也有了五所。有走读生，也有寄宿生。这些学校成为后来基督新教在中国发展高等教育的基础事业。同时，在华传教士的人数从1905年的3833人增至1920年的6204人，信徒人数从178251人增到446631人。

二、对近代中国文教事业的影响 
1、教会学校的人才培养

（一）出国留学 
关于中国学生留学国外的最早记录，有两次值得记忆：一次是1845年理雅各返英度假时曾经带回吴文秀、李金麟、宋佛俭三名男生及一名女生共4名学生赴英国进修。此行不单是中国学生留学英国的创举，也是中国男女学生集体留学国外的第一次，并成为第一批踏足白金汉宫的中国学生，受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召见。另一次是1846年，勃朗回美国休假，并带容闳、黄胜和黄宽三名学生赴美留学，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美国的学生。容闳于185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成为中国留学生最早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的第一人。黄宽也于1850年考取英国爱丁堡大学，7年医科毕业后回国，成为中国第一位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西医。由此可知，这些教会学校虽然开办时间不长，所收的学生也不多，但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继男子留学后，女子普遍留学开始。1870年美国传教士麦加地戴着浙江宁波的金雅妹前往日本求学，1881年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国学医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继金雅妹之后，福州女子柯金英于1881年在福州教会医院的资助下赴美国留学，1891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1992年江西女子康爱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也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教会大学建立后，到国外留学的学生更加增多，像上海圣约翰大学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赴欧美留学。中国官派留学生是从1872年开始的。1870年，容闳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处理天津教案时，向曾国藩呈报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容闳的建议和计划基础上，奏 “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附美肄业章程”12款。该奏章获准后，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至15岁的幼童120名，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传教士的教育无疑给容闳以深刻的影响，正是以这种影响为动力使得容闳日后将这种教育活动延续下去，为近代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杰出的“海归”。

（二）对中国人才的培养
中国早期派出的留学生回国后，对中国实业、外交、政治、教育诸方面等均有很大的贡献。比较著名的有詹天佑、唐绍仪（国务总理）、欧阳庚、梁敦彦、梁诚、容揆、唐国安等。
英华书院为中国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外交、商务人才和基督教神职人员。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双方的翻译大多出身于这个书院：英方首席翻译官马儒翰，是马礼逊之子，曾在英华书院学习中文；中国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翻译亨特（美国人）、袁德辉、梁进德（梁发之子），都出身于英华书院。此外还有唐廷枢，是中国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曾主持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官办大型现代企业；又有何福堂，是中国早期新教著名牧师，其子何启曾留学英国，为中国近代的著名思想平民化的基督教信仰与西方的科学、哲学、艺术等先进文化一块捆绑兜售,在一定程度动摇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为促进许多观念的更新和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作了一定的准备。
教会大学还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才。容闳、黄宽是马礼逊学堂的学生；郑观应在雅兰雅办的英华书馆读了两年夜班课；马相伯、马建忠均为依纳爵公学学生；邹韬奋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冼星海、林语堂、马约翰、晏阳初、闻一多、竺可桢、茅以升,他们也都曾就学于教会学校,这些人被公认是近代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孙中山也于1879年在檀香山入英基督教监理会所办的意奥兰尼学校(男子中学),学习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毕业后又进入美基督教公理会设立的奥阿厚书院(高级中学)继续读书。这对他后来反封建思想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2、对中国印刷、翻译等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
英华书院作为传教士来华创立的第一所学校，在研究中国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英华书院历任校长主持校务各有不同的建树，我们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更可以见到他们所做过的贡献和影响均是深远的。首先，第一位校长米怜（1818～1822年在任）在创校之初，即致力于印刷工作，英华书院附设有中文及英文印刷所各一所，出版有中文《圣经》及中英文书刊，包括《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中文月刊）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报刊，开创了中文报业的先河。梁发早在1815年即追随米怜（William Milne）牧师，在马六甲英华书院从事雕刻字版，协助印刷工作。他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第一位从事报业印刷的工作者。梁发与何进善（即何福堂）等同是在英华书院接受神学训练，日后献身教会，成为中国基督教会最早的华人传教士及牧师，对中国本色化教会的发展尤有重大的贡献。[2] 当英华书院由马六甲前往香港的时候，理雅各也将原有中文印刷所的机器、铸字及铅字粒，全部运往香港。这就带动了香港的中文印刷业。英华书院亦创办了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由英国人麦都思牧师（Walter H?Med Hurst）监印，[3]可以说这是香港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它的内容主要有专论和新闻两类：专论是介绍西方社会、人文、地理、科学、医学等；而新闻则报道香港、中国内地及世界各地的消息。
中国早期所有的报纸，几乎都是基督教会办的。中国第一份民办报纸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接着，许多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都办起了报纸。这些报纸，除传播福音、报导教会工作外，还大力介绍西方现代思想、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在基督教报刊当中，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 Allens）主编的《万国公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可算是最大的。该报着重介绍西方的最新知识和思潮，并发表鼓吹现代化和政治体制变革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那些关心国是的各界人士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二十八年，翻译西书一百二十九种，把大量西方文化科技知识介绍给中国人。二是出版报刊和书籍。
英华书院第三任校长（1824～1828年在任）高大卫（David Collie）和第四任校长（1828～1832年在任）修德（Samuel Kidd）均曾在英华书院教授中文，高氏在1827年完成《四书》的翻译工作。修德在返回英国后，成为伦敦大学的第一位华文教授，从事推广中国语文及文化的工作，培训西方汉语学者，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影响至深。理雅各（James Legge）是英华书院的第七任校长（1840～1852年在任），他在香港期间积极推动香港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地致力于中国文化的比较及研究，它对于《四书》、《五经》的编译及注释工作以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由于创立了“中央书院”（即现在的皇仁书院）被誉为“香港教育之父”；他的杰作《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 in 5 Volumes）,中英文对照，并附注释，已成为近代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作。
总之，这些传教士们所进行的印刷、翻译工作对于开创中国近代印刷事业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这些“洋人”的努力，也许中国的近代印刷事业还要发展更晚些；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才使得中国能较早地了解西方近代的社会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3.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影响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由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其前身就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再于1882年正式升为学院。
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还有北京文汇书院、通州华北协和大学、杭州长老学院、上海圣约翰学院。这些基督教大学虽然人数不多，但却代表了中国教育迈向近代、迈向世界的脚步。
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就是由教会于20世纪初在北京开办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合并到燕京大学，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的北京大学亦与基督教“有缘”。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才子”，包括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的丁淑静和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的李德全。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职业女性。这些知识女性首先冲破了封建枷锁的束缚，自立于社会，活跃于医药界、学术界、宗教界等领域。义和团运动后，传教士不仅利用庚子赔款恢复了原有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又新开了大批的教会学校，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崛起。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
基督教大学的出现，也刺激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教会大学的建立一方面促使中国开始重视高等教育,使中国人自己举办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同时，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另一方面，教会大学的出现大大地缩短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它使中国的教育水平由教会大学建立以前的以古典文史学为主的水平提升到接近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这种高等教育发展的飞跃同基督教在华开办大学是分不开的。
总之，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开办与发展,使中国的教育取得了历史的、长足的进步。基督教大学的出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使中国有了以教会大学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从根本上弥补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方面都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内容。正如章开沅所说：“中国教会大学……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外国传教士及在华基督教会学校的创办为中国近代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家之盛在人才，人才之盛在学校”（丘联甲语――清朝海南人），教会学校为中国培养的大批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近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一些方面（尤其是文化、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如果把教会学校所培养的这些人才抹去,我们将无法想象中国近代化又将会怎样。

8. 西方传教士在文化侵略上的地位？

亲，你的问题是指什么地位么？比较上少这样问。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上，主要是通过基督教会的传教士来实施的。
（早在明朝末年，就有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来中国，并获准居留传教。而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而也为它们进行文化侵略打通了道路。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自后有传教者来至中国，须一体保护。”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更具体规定在通商的“五口”，法国人“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倘有中国人将佛朗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损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传教士的活动也逐渐扩展到中国内地直至边疆地区）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出版图书、发行报刊以控制思想舆论。
二是力图控制中国的教育事业以培养它们的代理人。利用教育活动宣传、推广宗教本是基督教的传统手法，而伴随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它们兴办教育又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西方传教士除自己办学外，还积极插手中国人办的新教育。
三是兴办各种所谓慈善事业以笼络人心。
我觉得，西方传教士在文化侵略上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主导地位。（若果是我答题，我会只写到潜移默化作用，主导地位这方面还有待商榷，尽管传教士是主要方面，但历史这个东西一直都是饱含争议）
希望可以帮到你，望接纳。。谢谢。。